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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清代宫廷的西洋玻璃器
2019-07-09 09:57作者:温玉鹏 来源:美术报 1275
中国的玻璃工艺,或可追溯到周代,从战国曾侯乙墓的蜻蜓眼到唐代法门寺地宫的蓝玻璃盘,玻璃常涉仪轨、信仰之器物,而被视为珍罕之物。及至清代,玻璃器在宫廷被广泛运用,或以为玻璃窗、玻璃镜,而成为生活之侧面;或作为望远镜、放大镜,而蕴藉西洋科学之精髓;或经造办处之巧思匠运,而成案头之雅玩清供,怡情养性。

西风东渐:

耶稣会士与清宫玻璃风尚
 
公元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抵杭州时,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将一件多彩玻璃球献给康熙,另一位传教士则呈上了望远镜、梳妆镜和花瓶等物。按《熙朝定案》的说法,康熙对这些来自欧洲的玻璃贡品,大为赞赏。时隔数年,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造办处玻璃厂开始筹建。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在1696年10月31日的一封信件中,提到了此事,并言:“在我们住所旁边的一块大的空地上,康熙皇帝正在建设一个漂亮的玻璃工厂;如果我们愿意接管,皇帝就把工厂给我们。遵照皇帝的旨意,纪理安神父承揽了此事。我请求你们立刻从我们优秀的玻璃工厂里选派一至两名优秀的工匠给我们,这些工匠要具有帮助我们制造与欧洲同等水平的玻璃和水晶的能力,也能制造玻璃镜面。同时选派一位精良的画珐琅工匠来。”
 
可以说,纪理安(Kilian Stumpf)不仅是玻璃厂的重要督建者,也是技术的核心掌握者,斡旋于欧洲工匠与清廷之间,将从中国各地选调的工匠培养成兼具东西方玻璃技艺的“大国工匠”,也引领了清宫的玻璃风尚。
 
首先,是光学玻璃的制造,主要用于数学和天文仪器。康熙的雄才,并不只在于文治武功,亦在于其对科学的执迷,从天文、地理到医学、数术,皆取得卓越的成就。闲暇之时,常“与群臣论算数”,并主持纂修了《数理精蕴》,被誉为“初等数学百科全书”,现在通用的“元”“次”“根”“解”等术语的汉译都是康熙之首创。康熙对欧洲的数学与天文,亦相当熟稔。出巡与征战之路,常有包括传教士在内的钦天监官员随行。也因为如此,作为贡品的望远镜才引起了他的赞誉,苏霖沛(Jose Suarez)尝言,其“侍奉皇帝的工作就是为各种透镜制造玻璃”。故宫博物院至今仍保存着数量可观的天文仪器,多出于18世纪。
 
当然,大多数玻璃用在了器皿的制作上。如玻璃胎画珐琅,肇始于康熙时期,由清代造办处首创。珐琅以石英、长石、硝石、碳酸钠等加上铅、锡的氧化物,烧制而成,其与玻璃的熔点比较接近,烧造温度难以准确把握,其难度也远远高于金属胎或瓷胎画珐琅。按张荣的研究,故宫图书馆藏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案》所载“康熙款玻璃胎珐琅牡丹蓝地胆瓶”是目前所知康熙朝画珐琅的最早记录(张荣:《清宫造玻璃器综论》),而罗马教廷特使铎罗(Maillard de Tournon)则在1706年2月,得到了康熙皇帝御赐的画珐琅玻璃鼻烟壶(E.B.库尔提斯:《耶稣会士与清朝的玻璃制造》)。雍正、乾隆时代,技术趋于成熟。清代的玻璃胎画珐琅制品,多系鼻烟壶、杯、盒等小件器物,旁及香炉、砚台、水丞等文房雅玩,并成为清廷珍贵的御赐之物,展现了域外奇珍纳入宫廷收藏所呈现对应交融的面貌。

方寸之间:

多宝格内的清宫玻璃器
 
多宝格是清代宫廷深具特色的典藏方式,即在设计精良的匣盒之内,巧妙地重置空间,层层叠叠的匣屉,深藏古今中外之奇妙珍罕物件。当中,也包括了数量可观的玻璃器。
 
清代宫廷的单色玻璃,大多模拟天然宝石之色泽,并被赋予诗意化的名字,如“琥珀色”“蜜蜡色”“翡翠绿”等,虽是单色,却深蕴“道法自然”的哲学思虑。套色玻璃则在不同透明度的胎体上,饰以四时花卉、祥禽瑞兽、吉祥文字等。如“霏雪地套红玻璃二甲传胪鼻烟壶”,玻璃地呈半透明,布满雪点状的结晶,若万里层云,亦似千山暮雪,隐隐有玉之温润。圆润的壶身上,嵌套着暗红色的玻璃,一面是夏日的荷塘,芙蓉深秀,出淤泥而不染,荷叶则亭亭如盖。另一面是举起双鳌的螃蟹,外形“蝉眼龟形脚似蛛”,姿态“怒目横行与虎争”,工艺精良,而隐蕴“连中科甲”的寓意,虽是民俗的题材,却借由千精百炼、烈火焚烧的载体,而成为一种迥异的宫廷叙事。何种玻璃器能入选多宝格?大多出于皇帝的喜好。如金星玻璃,其深色胎体中闪烁着点状、片状或带片状流动的金色颗粒,点点流光,若“香炉紫烟灭,瀑布落太清”,最能引起诗意遐思,故将“铜镀金嵌金星玻璃八方盒”纳入。此外,西洋望远镜也并不少见,或配置怀表、罗盘,或纯粹为便携式望远镜,装饰华贵之余,满足了皇帝的猎奇之心与探索未知世界的“心之所向”。
 
18世纪的世界,正处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浪潮下,清朝虽有封禁国门的限制,仍不能阻挡欧洲人尤其是欧洲风尚的传入,以耶稣会士为媒介,欧洲玻璃器在清宫大放异彩,即便是皇帝私密的宝物匣——多宝格,亦不免将玻璃器列为奇珍,经由拣选、组合,而营造出对世界的想象,博古融今,而兼纳西方。虽时代赓续,贮藏更置,仍可反映18世纪中国与域外文化之交流。但清廷的玻璃技艺革新只限于文玩雅器的研发,只是材质上对天然宝石的替代,也隐蕴着清朝在下一个世纪,技术上的“后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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